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段盛世时期，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对华夏民族的发展都起到卓绝之功。而从保密史的角度看，唐朝的保密文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影视作品中展现的大唐盛世

　　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向来注重保密意识形态建设。唐朝统治者都有较强的保密意识，对保密十分重视。如武则天仿照唐太宗李世民《帝范》体例，起草并颁布《臣轨》一书，并将《慎密》专列一章。

　　除此之外，皇帝选拔和任用官员，也把是否具备较强的保密意识和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条件。唐代负责起草诏书文件的中书舍人，第一项要求就是保密：“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对于核心涉密人员，不仅要求其严守机密，还要考察其品行，甚至限制其社会交往。

　　唐代的亲王、驸马与皇帝交往密切，知悉秘密多，即不得“与朝廷要官往来”。唐玄宗对兄弟们很友好，但“不使与群臣交结”。当时一位叫裴虚己的驸马与岐王一起参加宴会，还有两个官员（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与岐王饮酒赋诗，均被贬出京。唐德宗时“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上述种种，都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保密的重视。

　　在武则天时期，匦函（指朝廷接受臣民投书的匣子）制度就已创立。史载，“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代奏折制度的先声。而著名大臣狄仁杰就曾以密奏的形式，对越王党羽的处置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获得武则天首肯。此外，保密制度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

　　军事方面，唐朝极度重视军事情报的保密工作。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漏泄军事，斩之。”而由于唐朝特殊的节度使制度，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之间存在对立隐患，唐朝特别规定禁止藩臣参与军国密议。在战事兴起时，军队行军的事务受到严格管理，甚至连军营中的书信都要彻底检查。

　　而作为一个国家运行基础的经济事业，唐朝统治者更是给予了重点关注。在农业社会，仓库是国家财政稳定的重要因素。唐朝特别设立了仓部和司农寺对仓库进行特别管理，仓库的支出和收纳要经过缜密的程序，确保无一疏漏。唐朝还严禁本国人和化外人（中国封建法律对外国人的通称）私相贸易，并列出贸易禁物，以便维护自身的经济优势。

　　在文化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糊名誊录制”也创立于唐朝。科举考试因为其背后的巨大利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为此徇私舞弊、铤而走险者从来不乏其人。为保障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武则天即位初年即建立糊名法。

　　所谓糊名，就是把试卷名字盖起来改卷，使试官不知某卷为某人所作，后又称为“封弥”或“弥封”。这一制度的形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耗费了人力物力，但为国家发展选拔出了真正具有实力的优秀人才。

　　唐律对于泄密的处罚措施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漏泄大事”罪就首见于唐律。唐律将秘密事项分为“大事应密”“非大事应密”两种，将泄密者分为“初传者”“传至者”或“转传者”，综合考虑，处以不同刑罚。

　　而在唐代的诗歌中，保密文化也有诸多蛛丝马迹可寻。广为流传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录了一首朱庆余的《宫中词》，其中两句为“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叙说两个宫女见面，本想说说心事，一看鹦鹉在前，怕它学舌泄露给别人，只好闭口不言。唐代后期著名诗人元稹，因保密不慎，在仕途上遭受严重挫折，便在诗歌中抒发自己的愁闷：“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

　　更为知名的是“诗圣”杜甫，其任左拾遗时曾撰写一首《晚出左掖》，其中的“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棲”，意为怕别人见到自己上奏皇帝的报告，就把草稿烧毁以免闲人说自己邀名。骑马上朝觉得太张扬，于是挤在狭小的马车里，好像鸡栖息在笼子里一样。古人曾对此作出评论：“明朝有封事，谏臣之心。避人焚谏草，大臣之体。”对杜甫谨慎的行为表达了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