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此时距新中国成立刚过去一个月，中南海对面的文津街北侧3号院迎来了新的主人，这里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部机关所在地。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解除，国家经济建设还在不断恢复中。但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就这样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战乱频繁，我国科学技术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科技工作也艰难起步。在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经过几年建设，基本建成了一支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要力量的科研队伍。老一辈科研人员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在培养分配科学人才，调整充实科研机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由近代落伍逐步走向振兴打下了初步基础。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的全面开展，大批新建、扩建工厂陆续投入生产。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技术，我国在生产建设中越来越力不从心。特别是到1955年底，“一五计划”即将进入关键时期，科技人才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科学技术水平落后无法适应生产建设要求等一系列矛盾愈加突出。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底，全国总人口近5.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中只有不到8个科技人员。这些科技人员再分散到各个门类中，更是少之又少。同时，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解放初期，我国的科研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00多人。中国科学院组建时其全部研究机构也只有22个，研究人员200人。到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发展到380多个，研究人员增加到9000多人，学科门类不断增多，逐渐攻破了一些技术难题，在理论科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我国在面对一些重大复杂的技术问题时，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在独创性科研工作、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方面基本上没有开展，原子核物理学、空气动力学等方面几乎还是空白。

　　与此同时，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的阶段。美国和苏联等国家在四个领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绩：一是核技术。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1954年，苏联在奥布宁斯克建成了世界第一座核电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成功典范。二是电子计算机技术。1946年，由美国政府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开发的自动计算机ENIAC面世，它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对于机器的认知。三是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诞生，为后来集成电路的发明吹响了号角；1958年，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诞生，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结合，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四是人造卫星技术。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人类进入空间技术新时代。

　　面对国内的紧迫需求和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党逐渐认识到，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必须采取措施促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也指出，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

　　“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他指出，想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作支撑。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大型会议，以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从党面临的任务说起，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作了详细分析。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表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他最后强调，要在12年内，“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

　　毛泽东也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迅速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该文件正式下发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大家普遍感到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据统计，至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加到30名，比1952年增长了3倍。大批在国外工作的优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选择回国，投身祖国的科技事业。1956年冲破西方阻挠毅然归国的钱学森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为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

　　毛泽东曾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而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要在4月底前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规划如遮在云层后面的朝日，喷薄欲出。

　　制定远景规划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此，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挂帅领导相关工作。此外，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和各部委办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10人小组。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等人负责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全国各地600多位优秀科学家集中到北京参与规划编制的讨论，钱三强、华罗庚、钱学森等世界知名科学家也加入进来，为规划的成功编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年，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的建议下，除已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外，还另邀请了16名苏联科学家来到中国，帮助我国科学家及时了解世界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向。

1956年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科学规划委员会首先对编制原则进行了讨论，几经研究，最终达成“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按任务带科学”的规划方法。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616个中心研究课题，整个规划草案加上附件，共计600多万字。之后，大家又讨论确定了12个重点项目，包含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半导体技术、超高频技术、电子计算机、遥控技术、喷气技术等。历经7个月的反复研讨、修改，195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下发征求意见，并逐步组织实施。至此，我国“向科学进军”的大幕正式拉开。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实施，加速了我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至1962年，我国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已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全国科研机构（国防系统研究机构除外）由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962年的1296个。1963年，国家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绝大多数科研项目都已完成并投入生产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科技问题已得到解决；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科技开发取得丰硕成果。自1964年至1970年，我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并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自然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在以李四光为代表的著名地质学家的理论指导下，科研人员经过勘探，相继开发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彻底推翻了“中国贫油”的论点；工业建设重大技术问题取得突破。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1.2万吨水压机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重大技术装备从仿造走向自行设计制造；医疗保健方面取得长足进步。1965年，我国科学家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各种抗生素、生物制品得以生产研制、放射性同位素医学研究取得进展并开始临床应用。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制定和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短短十几年时间，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乎“废墟”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无数中华儿女坚定信心，勇攀技术高峰，智慧和力量不断得到激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科技成果。而这也向世界宣告：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正阔步走来！